清代北京文人们的“雅集圈子”设在何处?
发布时间: 2019-07-16   来源: 新浪网

永和九年,岁在癸丑,暮春之初,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,修禊事也。群贤毕至,少长咸集。此地有崇山峻岭,茂林修竹,又有清流激湍,映带左右,引以为流觞曲水,列坐其次。虽无丝竹管弦之盛,一觞一咏,亦足以畅叙幽情。是日也,天朗气清,惠风和畅,仰观宇宙之大,俯察品类之盛,所以游目骋怀,足以极视听之娱,信可乐也……

——《兰亭集序》

王羲之在《兰亭集序》中勾勒的古代文人们饮酒赋诗、聚会娱乐的场景,千百年来为世人所神往。雅集之雅,关乎环境,更关乎这个场域所能凝聚召集的人。那么在清代,北京文人们又都是聚集何处呢?

修禊雅集

明清时期,在京任职或旅寓的士大夫文人之间的书信往还、诗文赠答、诗酒酬唱,在交流思想、联络感情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。钱大昕在《炙砚集序》中说:“一旦辞家而仕于朝,与贤士大夫游,或接武于公廷,或相访于寓邸,出或同车,居则促膝,收直谅之益,极谈讌宴之欢,经年累月,无间寒暑。”

志同道合的师友群体形成“雅集圈子”或“修禊圈子”。翁方纲在家中招集好友,年年“为东坡寿”,朱珔在寓邸双槐书屋举办“消寒雅集”。更多时候,清代宣南文人的雅集地点设在陶然亭(别称“江亭”),以及附近的龙树寺、龙泉寺、窑台地。“江亭文人”代表着当时士大夫主流取向和京师的人文氛围,在士林中极具影响力。

陶然亭街道地处北京外城西南,是宣南文化、北京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缩影与精华。800多年前,金中都东城垣横贯街道辖区中心,半城半郭;元代则为大城之南郊;明初,黑窑厂对营建北京做出不可或缺的贡献;清季满汉分城而居,官宦士子多居此地。清康熙年间江藻建造陶然亭,成为文人登高望远、吟诗作赋的首选之地,在京城名噪一时。后陶然亭闻名遐迩,此地辟建公园时仍以陶然亭为名。1955年设置的陶然亭街道办事处也因此得名。

觞咏胜地

陶然亭四区南部塘泽错落,游鸥戏水,飞鸟穿林,自然风光十分秀丽。元、明两代间,京都达官富豪,竞相在此构筑亭园,这里遂成为园林寺庙汇聚之地。龙树寺、黑龙潭、刺梅园、祖园、风氏园、窑台。它们都有文人墨客觞咏的历史,曾出现过各领风骚的辉煌时期。

江亭雅集    清康熙三十三年(1694),工部郎中江藻奉命监理黑窑厂。工作之余,在慈悲庵西部构筑一座小亭,以供休憩,当年兴建,翌年而成。并从白居易的《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》一诗末句“更待菊黄家醖熟,共君一醉一陶然”中拈出“陶然”二字为此亭命名,别称“江亭”。康熙四十三年(1704),江藻长兄江蘩对亭子进行了修改扩建。此地“流水半湾,潺潺沙渚,蒹葭聚生,绿波相荡,居然有濠濮间意”。从此,陶然亭成为清代京城重要的风景游赏地和士大夫的雅集场所,被誉为“周候藉卉之所,右军修禊之地”“宣南士夫宴游屡集,宇内无不知有此亭者”。

江藻(1650—1722),字用候,又字鱼依、鉴庵。拔贡。历任龙岩县令、陆凉州知州、刑部江南司员外郎、工部营缮司郎中、监管坐粮厅、大通桥监督职,修新罗书院、建弥高亭、修《龙岩县志》、建陶然亭、改制黑窑厂,监管重修太和殿工程,监理通州全漕20余年,恪恭尽职。在龙岩知县期间,因成功解决与邻县粮赋纠纷问题,深受县民爱戴,士民感其德,为江藻立江公生祠。

龙树寺雅集   清道光三年(1823),龙树寺蒹葭阁建成,此地“芦叶秀摇三面水,柳丝凉结半城阴”,遂成为士大夫游宴之地“宣南诗社”的主要聚会场所。有“蒹葭阁畔屡相晤”“年年文酒追欢地”的说法。甚至张维屏认为,“主人好客善选胜,此地压倒陶然亭”。

鲍桂星像、钱仪吉像。道光三年,凌虚阁完工后,鲍桂星先后邀请了钱仪吉、吴嵩梁、顾莼、朱为弼、张澍人来此游赏

窑台登高  窑台在黑窑厂,也称瑶台,与陶然亭接壤。每年农历九月九日,都有人提壶携榼,出郭登高。天宁寺、北土城、窑台是主要的登高场所。“都人登高,多往游焉。”戴璐在《藤阴杂记》中记曰,“黑窑厂登高诗充栋”。

士林故居

夏仁虎《旧京琐记》说:“旧日汉官,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,皆居外城,多在宣武门外。”清代士人在宣南大多租房而居,搬家频繁,日常与同好结社雅集,踏青访古,形成一个个流动性很高的文人圈子。“士流题咏率署宣南”,使“宣南”这一地理名称具有了人文内涵,成为士子们对京城生活的重要记忆,也构成了清代文学图景之一。

徐乾学(1631—1694),字愿一,号健庵,江南昆山人(今江苏昆山)。清康熙二十一年(1682),奉命篆修《明史》,徐乾学充总裁官。徐乾学在菜市口胡同(旧称神仙胡同、绳匠胡同、丞相胡同)有宅,堂名碧山堂。著名学者纳兰容若、陈维崧、王渔洋、朱彝尊常往来于此,即是名士诗酒酬唱的盘桓地,也是一处著名的书籍编纂之所,碧山堂成为当时有名的学人幕府和学术中心。

翁方纲(1733—1818),字正三,一字忠叙,号覃溪,晚号苏斋,北京人,曾在宣武门外、南横街、教子胡同、潘家胡同、烂漫胡同多地居住。清乾隆五十四年(1789)十月一日,翁方纲,移居保安寺街。这是他最后一次迁居。翁方纲在晚年的20余年的时间里,其主要精力是在此整理《十三经附记》和《苏斋笔记》。

翁方纲任广东提督学政期间,偶得苏轼的《天际乌云帖》,视为至宝,从此自号“苏斋”。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,又购得《施顾注苏诗》残本,两日后恰逢苏东坡生日,翁方纲遂发起“为东坡寿”,此后20多年,几乎年年举办,成为京师大夫雅集的惯例。

王士祯 (1634—1711),原名王士禛,字子真,一字贻上,号阮亭,又号渔洋山人,世称王渔洋。王士祯一生著述宏富,各类著作有36种,500余卷,论诗倡“神韵说”,对清初诗坛影响深远,号称“一代诗宗”。王士祯住在保安寺街,友人常来此,踏月敲门,坐梧树下,茗碗清谈,纵谈至夜。

多面陶然亭

陶然亭地区还有一大特点是会馆多。会馆是旧时代科举制度和工商业活动的产物,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。《北京会馆资料集成》记录的陶然亭地区会馆118座,进京赶考的举子、士人大多聚集在会馆,带来了全国各地的文化和风土人情,并融入到陶然文化之中,因此会馆成为文化交流传播的中心。

胡同是北京最显著的标志,从历史沿革来看,北京胡同的发源地在包括陶然亭的宣南一带。据文物考古证明,今陶然亭地区的果子巷、米市胡同、丞相胡同(后称菜市口胡同)均是金中都城遗留下来的坊巷(胡同)。普通老百姓集聚在胡同,邻里关系融洽,友善和睦,浓缩成一幅京城百姓生活图景。

在陶然亭地区留下足迹的人中,既有倡导以变法维新改变中国命运的康有为、梁启超,也有发表演说、阐释三民主义的孙中山,还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,创办“五四”时期著名刊物的《每周评论》的陈独秀、李大钊,以及为新中国呕心沥血的毛泽东、周恩来……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陶然亭这片土地上传播马克思主义,探讨中国未来的道路,团结青年和群众、团体力量,为中华民族的独立、解放、繁荣、富强不懈奋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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